由趙、陳的公案，我還想到黃遵憲的幾則預言。黃遵憲作于光緒二十五年（1899）的《己亥雜詩》有這樣一首：
滔滔海水日趨東，萬法從新要大同。后二十年言定驗，手書心史井函中。（自注：在日本時，與子峨[按：何如璋]星使言：中國必變從西法。其變法也，或如日本之自強，或如埃及之被逼，或如印度之受轄，或如波蘭之瓜分，則吾不敢知，要之必變。將此藏之石函，三十年后，其言必驗。）
民國時古直于此評論：“由先生光緒三年隨何如璋使日本至辛亥革命，恰三十年后也，知幾其神矣乎！”（《黃公度先生詩箋》，據(jù)錢仲聯(lián)《人境廬詩草箋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，下冊頁827）但實際上，黃遵憲出使日本時，只是預言中國必將變法，至于如何變，卻并沒有說死；而己亥寫詩時，他又預測二十年內將要變法，如果將1911年視作“萬法從新”，那么他的預言就不算太準確了。
此外，光緒二十三年（1897）在北京時，黃遵憲又曾對日本駐華公使矢野文雄表示：
二十世紀之政體，必法英之共主。（據(jù)錢仲聯(lián)《黃公度先生年譜》，《人境廬詩草箋注》附錄）
但眾所周知，中國后來并沒有走上英國式的君主立憲之路。
論未卜先知的精確程度，比之趙烈文、陳獨秀，黃遵憲自有所不及；但論預言背后的思想底蘊，我以為黃遵憲卻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。
戊戌前后，如果康有為的政治經(jīng)驗更老到一些，權術更高明一些，盡力避免使帝、后兩派勢成水火，變法是不是也有成功的希望？如果清朝能多支撐幾年，預備立憲是不是也有一點成功的機會？甚至到了北洋時代，如果不是袁世凱因錯判形勢而復辟帝制，議會政治至少也能維持得更長一些吧。誰能夠斷定，清室就絕對沒有“和平演變”為英、日式“近代國家”的任何機會呢？如此，對黃遵憲認為中國將走向英式立憲的提法，就未必適宜以結果的對或錯來衡量了。
順帶說一下，黃遵憲在光緒十三年（1887）成書的《日本國志·學術志一》開篇，論及近代歐洲政治制度時，對歐洲文明也曾作過一個預言：
推尚同之說，則謂君民同權、父子同權矣；推兼愛之說，則謂父母兄弟，同于路人矣。天下之不能無尊卑、無親疏、無上下，天理之當然，人情之極則也。圣人者知其然，而序以別之，所以已亂也。今必欲強不可同、不能兼者，兼而同之，是啟爭如亂之道耳！……浸假而物力稍絀，民氣日囂，彼以無統(tǒng)一、無差等之民，各出其爭權貪利之心，佐以半狠好武之習，紛然其況起，天之不畏，法之不修，義之不講，卒之尚同而不能強同，兼愛而無所用愛，必推而至于極分裂、極殘暴而后已。執(zhí)尚同、兼愛以責人，必有欲行均貧富、均貴賤、均勞逸之說者。吾觀歐羅巴諸國，不百年必大亂。當其亂，則視君如弈棋，視親如贅旒。而每一交鋒，蔓延數(shù)十年，伏尸百萬，流血千里。更有視人命如草菅者，豈人性殘哉？亦其教有以使之然也。
作此語時，黃還未脫出儒家的傳統(tǒng)學說，其觀念的出發(fā)點未盡恰當；但我們看后來二十世紀西方歷史的腥風血雨，可知他預言的深刻，有非趙烈文、陳獨秀所能及者。
簡單說，我的看法是：歷史的結果雖似近于趙烈文、陳獨秀所言，但不等于歷史就必定如此；歷史的結果雖非盡如黃遵憲所言，也不等于歷史就必定不如此。歷史固然只有一種結局，但并不意味著那就是宿命。我們在驚嘆趙烈文、陳獨秀先知先覺的時候，不應忘記：已經(jīng)發(fā)生了的歷史，未必就是必然要發(fā)生的歷史，歷史總有著美國詩人弗羅斯特所說的“一條未走的路”。哪怕歷史已經(jīng)以這樣的結局降臨到我們頭上，我們也無須承認：我們命該如此！
歷史誠然基本是一門實證性的學問，但我覺得，合理地假想那些“未走的路”，不也是歷史學的魅力所在嗎？
金岳霖就共相與殊相和因果關系問題，再三重復一種見解：理有固然，勢無必至（參《論道》第八章、《知識論》第十二章）。吾友羅韜以為，此語恰可以闡發(fā)我在文中所說的歷史大勢可測，而歷史進程不可測之意：“作為長時段的‘大歷史’在某些方面有其潛在的規(guī)律性”，即“理有固然”；而“作為事件性的‘小歷史’卻是或然的，而非宿命的”，即“勢無必至”。這是別有會心的理解，特錄于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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